反思創意行動

2014年02月25日

片刻真實:電視機為何對你說謊?

片刻真實:電視機為何對你說謊?

 

人籟論辨月刊 張茵惠

本文刊載於「人籟論辨月刊」第64 October 2009

   若說台灣的新聞節目僅僅是一場實境秀,或許言過其實,但千萬不要輕易相信你眼前看見的事物。你看見的很可能是一個劇場:虛擬的剪刀穿梭,由細線操縱的人物演出預先決定的腳本。最糟糕的是,這場戲的導演不知道自己想呈現什麼。

   任一個略具懷疑精神的觀眾,可能都曾經對新聞報導的可信度感到不安。但我們卻生活在這樣堪稱奇幻的景象裡:接近百分之一百的電視覆蓋率、七家新聞電視台、一百個有線電視頻道、兩百個廣播電台、兩千多份報紙、和四千份以上的雜誌(資料來源:行政院新聞局資訊網),擠在只有兩千三百萬人的小島上。這意味著我們 正在經歷一些不可思議的世界之最:全世界密度最高的新聞頻道,以及全世界密度最高的SNG車。

   或許台灣人很難想像,遠比台灣幅員更為廣大的 美國只有三個純新聞電視台,英國也是三個,日本則是一個也沒有。必須負擔高額衛星轉播費用的SNG車無論在哪都是稀有的資源,但對台灣來說則不然:兩千三 百萬的人口便擁有八十二台SNG轉播車,遠遠超過日本1.2億人71輛、香港700萬人1輛、韓國4800萬人40輛、印度10億人300輛。

   「資訊爆炸」這個詞套用在台灣現今的景況上,或許根本不是一個誇飾的說法;但令人失望的是,極度的競爭並沒有帶來更好的品質。新聞造假時有所聞,腳尾飯事件、 總統大選轉播灌票等前例使人們質疑自己眼睛看到、耳朵聽到的東西。在這樣的氣氛下,批評媒體似乎是一件輕鬆容易而且政治正確的事情。然而到底是什麼讓我們 陷入如今的處境?

謊言製造者

   「為了收視率」,傳播媒體堂而皇之地生產謊言,而且很快就原諒了自己。某些媒體從業者認為,說謊是生存的必要之惡。我曾親耳聽到某新聞台某位組長在一堂擠滿新聞所學生的演講課上,滔滔不絕地解釋,2004總統大選 轉播時灌票灌到爆表不是他們的錯。「因為跟其他電視台比起來,我們灌得不算最多」、「收視率很現實,你數字跳得不夠快,觀眾就轉台了。」

   「我們沒有錯,因為大家都這麼做」、「我們沒有錯,因為觀眾愛看,我們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」,這樣的邏輯是傳播媒體界最常使用的辯護,而這背後的潛台詞便是:「為什麼我們媒體說謊?因為你們消費者喜 歡被騙」。這基本上是一種雞生蛋、蛋生雞的論證,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究竟是媒體內容決定了觀眾的品味,還是觀眾的品味決定了媒體內容。這樣的觀點或許落實了某些學術理論對大眾文化的看法:「市場性」與「商業化」對任何文化而言都是一場悲劇;因為普羅大眾(也就是消費者)傾向於接受庸俗的產品和訊息,如此最 終將導致高雅文化的式微。

   或許我們應該先拋開悲觀又高傲的理論家,先來看看為何媒體工作者會如此輕易原諒自己的謊言:跟大多數的年輕人一 樣,許多媒體工作者剛從學校畢業時都充滿理想,但進入職場後卻要處理各種不得不妥協的情況。起初他們很惶恐,但日子一久便逐漸麻痺,一點一點撕去自己理想 的表皮,學會面對最不願意接受的真相。

   我有一位朋友在電視台擔任外電新聞編譯剪輯的工作。她的主管不停退掉關於戰爭跟國際情勢的稿件,「給我刺激的畫面!給我有趣的東西!」她被要求搜尋關於中國生出三隻腳的雞、或者落雷擊斃伊朗的一群羊這樣的新聞,更不斷被要求剪輯出造假的精彩刺激畫面。有 些新聞僅僅來自一則簡短的外電,要是沒有畫面怎麼辦?主管告訴她:「去捏造它。」最後,觀眾看見的是波灣戰爭的爆炸畫面,配上內蒙草原的羊群,但旁白朗朗 訴說著:「今天伊朗某處高原的羊群意外遭落雷擊斃」。這就是一個記者如何變成謊言製造者的過程;她知道「應該」報導更重要或更有意義的事情,但是她的主管 認為那不夠「有趣」,不足以吸引觀眾的目光。

   某些任職主播的朋友碰上「假Live」已是家常便飯,這跟我們擁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SNG轉播 車息息相關。因為SNG租用時段的價錢是固定的,雇主或多或少都有一種「不用白不用」的心情。為了讓租金發揮最大效益,因此什麼事情都可以SNG一下,但 台灣就這麼點大,真正值得SNG的事情不多。此外記者的人力也有限;許多看似光鮮亮麗的主播平時都兼任記者,因此「差點播報到自己SNG的新聞片段」(也 就是人分明在棚內報新聞,SNG畫面卻出現同一個人在新聞現場進行採訪)這樣的荒謬事情屢見不鮮。

謠言愛好者

      媒體製造謊言,但他們總是辯稱這只是投民眾所好;言下之意,謊言的發生乃是因為接收訊息的人們「喜歡謠言」,而媒體迫於生計只好降格屈就。但真的是這樣 嗎?許多媒體學者試圖分析謊言與謠言一再循環、交互生產的「理由」,卻似乎徒勞無功。有人從歷史跟社會政策的角度提出解釋,認為台灣因為解嚴後廣發執照,搖身成為全世界新聞頻道密度最高的國家;但因分割過於瑣細與惡性競爭,導致媒體傾向於報導無意義的細節,甚至捏造錯誤的報導只為追求聳動。另一些學者則從 廣告利潤以及AC尼爾森節目收視率計算方式的問題出發,提出在台灣這種「微收視化」(頻道過多,因此超過2%即為高收視節目)的環境下,收視率的起伏往往 沒有統計上的意義,其變動恐怕只來自統計誤差;不過媒體營業者卻被這些上下跳動的數字決定走向,因為這決定了廣告的收益。此外,大部分國家的收視率都以一 小時為計算單位,但在台灣竟然是一分鐘──這意味著越是驚嚇觀眾(觀眾不見得是被內容的精彩所吸引,而可能是被內容的低劣嚇壞了;這段來不及轉台的停留時 間,也被計算在內)的內容,越能製造所謂的高瞬間收視。

   諸如此類的評論或多或少都對媒體跟觀眾的素質皆感到悲觀。好像必須由政府大刀闊斧的改革,而不能期待媒體的自律,或者收視觀眾的覺醒。媒體改革運動喊得聲嘶力竭,但是沒有收到什麼效果。一切看起來是這麼的向下沈淪、不可動搖。悲觀的理論家似乎又再度驗證了他們的真知灼見。

想像的觀眾

   但我們想問:觀眾是否真的想要這些?如果是,為什麼台灣人民要屈就於如此的媒體品質?這真的是所謂「國民素質」的問題嗎?「國民素質」到底是什麼?這個詞彙 中的「國民」難道不包括你跟我嗎?或許任何關於「觀眾品味」的假設充其量都只是栩栩如生的想像;無論媒體或批評家,都在捏塑一群「彷彿與自己無關」的「品 味低俗者」的生活,藉此否認自己與這團龐大的混亂有關。既然跟自己無關,當然就不知道該怎麼改變,因為這不是屬於你我的生活、是不知道哪來一群(叫做「觀 眾」的)人造成的。這群觀眾面目模糊,但是無知嗜血、喜怒無常;「他們」害得「我們」不能播報有意義、不作假的新聞。

   看到這裡你可以得知,其實我們任何一個人都無法自外於這個奇幻的場景,因為事實上我們就是這個場景的一部分。 我們常看到小吃攤或者各種屬於庶民大眾的場合播送新聞頻道節目;搭上計程車,司機開口與你攀談的內容也是關於新聞時事。誇大瑣碎的新聞頻道與節目或許不只 是一時政策的錯誤,而是來自於台灣民眾的某種「生活態度」:人們時時想要透過新聞跟社會產生「想像的連結」,也藉此作為和其他人聊天的「談資」。或許過去 漫長的專制時期,以及對地下電台等媒體的打壓,讓台灣人對於這類需求特別敏感跟強烈。

幻想解放

   我們真的喜歡謠言跟謊言嗎?其實我們喜歡的可能不是虛偽的訊息本身,而是那些不可思議的新聞與故事帶給我們的「幻想解放」。難以親近的理論家或許說對了一件 事:幻想並不是與真實對立的相斥概念,而是扭轉真實的「通道」。它曲折地說出人們想要但不敢要、害怕而不敢面對的事物。人們期待媒體呈現的景象,往往是自 身幻想的產物;變形怪物到地球毀滅等禍害災難的駭人影像,其實都是人們內心深處被壓抑的恐懼。幻想之所以能帶來解放的功能,最重要的是它與現實「長得很 像」但又「有點不一樣」,讓我們身歷其境地體驗即將脫軌的另一個奇異世界,又隨時可以抽離這個情境,不會真的遭遇危險。充滿謠言跟刺激的獵奇新聞剛好滿足 這樣的需求,讓我們有限度地經歷了一場冒險--他人的冒險。

   因此,並不是像某些媒體改革團體呼籲的那樣,大家都轉到新知頻道、公共電視、大愛台就可以解決新聞節目品質惡劣的問題;因為這不是單純的「品味選擇」,而是涉及漫長歷史背景,文化因素跟心理機制的「生存處境」。我們應該做的,是正視 台灣人對新聞媒介的依賴,而不是輕易地做出簡略的道德判斷。瞭解人們來自歷史、來自文化層層積累的心理需求,才有改變的可能。

關不掉的電視機

   媒體與新聞是台灣人日常生活的「真實需求」,但有這樣的需求存在,並不意味著它細部的內容就一定不能改變;當然也不意味著我們注定只能看電視台揣摩上意之後 粗製濫造的節目。為什麼我們吃肉羹麵配燙青菜時一定要看電視?又為什麼大家覺得,看電視的意思就是看新聞?我們可以稍稍改變這樣的生活模式嗎?如果我們整 體社會生活的其他面向變得更令人滿意,如果我們真的有機會接觸、甚至創造不一樣的生活方式,或許就無需依賴這些品質差強人意的新聞。不論何時,改變都是可 能的,但它決不會憑空發生;而改變的第一步,或許就是從認識電視機何以對你說謊開始。